《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检索资料时发现，关于中国4G(第四代移动通信)牌照的发放，工信部部长苗圩直到今年3月时的表述还是“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理由是“宁可慢一点，也要拿出成熟产品”。

　　这一表述业内分析背景有二：一是中移动2008年推中国版3G标准(TD-SCDMA)商用时，市场反馈并不太理想(受限于制式和终端)，推4G时自然不希望重蹈此辙；二是目前基于中国版3G的技术和基站建设仍在进行，投入各方还未尽享收获，不希望被4G冲了。

　　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严酷的，它不会“特别关照”中国：国际电联承认的另一4G标准欧洲主导的FDD-LTE已于今年初开始在欧洲商用；而与这一标准对应的终端产品，产业成熟度也已领先TD-LTE终端一年以上。

　　这是一种不容讨价还价的警示，如不加快推进我国主导的TD-LTE标准商用，中国版4G极可能再次面临当年3G入场时的尴尬，而今天的4G，不仅技术水平与FDD几可比肩，且更节省频谱资源。推动这一由中国主导的通信标准尽早商用，代表着我国首次在移动通信标准这一行业的最高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更有助于提高中国通信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地位，意义不容小视。

　　紧迫感压迫着有责任感的人。8月初，苗圩到杭州考察了TD-LTE的技术及商用试验。9月其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公开表示，4G牌照有望在一年内发放。

　　将4G牌照发放时间从两三年提速至一年内，超出很多人预期。

　　前面提到的苗圩及业内人士的担心解决了？苗圩在杭州看到了什么？

　　杭州4G试出了什么

　　4G的杭州试验，首要价值当推“平滑演进”这一技术突破。

　　在专业领域，有时一个技术突破，往往能解决纠结已久的体制机制大问题。浙江移动以一年时间完成的3G向4G“平滑演进”技术，可归此类。

　　“所谓平滑演进，就是以最小的成本，将中移动原有的3G网络平滑升级至4G网络。”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中国移动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天华告诉我们：升级成本小到可用“三个一”来描述：即“插一根光纤、换一个电路板、升级一个程序”，仅需3小时，即可将一个原有3G基站升级为4G基站，不仅比原方案节省90%成本，且可实现一个基站支持两套系统。

　　这一技术突破的价值有四：一是打破了现阶段移动通信领域在3G/4G间的取舍僵局，平滑的升级将极大鼓舞3G网络基站建设；二是解锁了4G网络建设与终端投入互相观望试探的困局，终端制造商将从中看到TD-LTE终端产品的良好前景；三是来自欧洲的4G商用化压力将因之大大缓解；四是大大节省了基站的建设及运营开支，一个基站同时支持3G和4G系统，节约成本以千亿元计。

　　也因此，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到杭州看后，给予这里的4G试验高度评价；8月份苗圩考察后，认为给自己最大的启发是，“原来4G网络建设不用一定等终端成熟了才开始”；更在随后将4G牌照发放的时间窗口，从几个月前讲的“两到三年”改为“一年之内”。

　　钟天华告诉记者，很多通信专家来杭州之前都满腹疑虑，担心上了4G会弃置3G，但看后都非常肯定。“一个多年从事自主创新的老通信专家甚至告诉我，这是他几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杭州试验的另一技术突破，是全球首次实现在TD-LTE与FDD两大4G标准间的双向双制式漫游。6月18日，采用中国TD-LTE标准的杭州，与采用FDD标准的香港移动实现了漫游通话，这意味着全球两大4G标准间的漫游技术问题已被克服，为中国TD-LTE标准走向商用铲除了技术障碍。

　　杭州试验的第三个价值，在于其对中国版4G进行了“试商用”评测。

　　拿着一个名片夹大小的电子产品，钟天华告诉记者：“这个叫CPE的数据转换设备，可在没有4G终端的背景下，将4G信号转化为目前我们所用的手机、平板电脑能识别的Wi-Fi信号。”

　　凭借CPE，原本停留在技术试验层面的4G，轻而易举地送进了杭州百姓生活。

　　3月15日，浙江移动率先在杭州客流最频密、穿越核心商区的B1公交线路上覆盖4G网络，通过CPE将4G信号转化为Wi-Fi信号，公交乘客便可凭现有手机、笔记本等体验大数据软件视频下载时的“酣畅淋漓”，用杭州市民周翊的话说是“实在是太快了，一根烟的时间，就能下载好魔兽世界客户端；看着窗外走走神，一部电影就下来了；一首歌更是一眨眼功夫……”，甚至出现抱着笔记本反复坐车的年轻人。

　　钟天华告诉记者，每天约有6000人使用4G网络，流量达600G，相当于下载100部电视剧。

　　随着网络建设的加快，杭州自6月5日启动“4G全城体验”活动。在4G网络覆盖的200平方公里、200万人口的主城区募集5000名“尝鲜”体验者，通过免费三个月、免费租用4G网关、10G以内免费等方式，扩大用户参与，并在不断收集意见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优化产品和服务，探索完善未来4G的商用模式。

　　据钟天华介绍，目前已实现合计2000个站点的开通，覆盖人口约500万，覆盖面积500平方公里。这在国外，已基本上达到了商用规模。

　　“只有让4G尽快从专业技术层面进入百姓生活，成为他们真实可感的需要，演化为市场需求，才能真正拉动和刺激产业链进入，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优化产品和服务，4G的商用，也便水到渠成”，身处商业历史悠久的浙江，钟天华4G试验的目标和思路相当清晰。

　　推进4G需“众人拾柴”

　　以“平滑演进”助推解决中国版3G/4G的谋局；以用户体验推动产品优化和商业模式探索，而所有试验的出发点和归宿，在钟天华看来只有一个，即尽快推动中国4G标准的国内商用和国际化。

　　回顾移动通信发展史可知，摩托罗拉在1G时代独步全球；2G时代则由美国的CDMA和欧洲的GSM分羹天下，中国移动虽在2G时代抢得先机，但这一时期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移动通信标准；至3G时代，国际电联三大标准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TD-CDMA已占据一席之地，但受限于技术水准和终端产业链未能与欧洲WCDMA、美国CDMA2000分庭抗礼，迄今全球也仅中移动一家实现了商用。

　　时间行至4G时代，我国在3G基础上完成的TD-LTE标准，今年1月再次成为国际电联认可的三大标准之一。尽管表面上有两个竞争对手——欧洲的FDD-LTE及美国的WiMAX，但因美国标准的产业链弱小且前景不明朗，很多运营商已转向TD，中国的主要对手，还是欧洲。

　　“从杭州试验情况看，我们的TD-LTE技术并不比欧洲的FDD差，二者各有所长”，据钟天华介绍：“FDD稳定性略好；TD-LTE则因非对称信道结构，在节省频谱资源、科学规划方面更胜一筹，特别是在频谱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TD-LTE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也因此，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的4G步伐，如果中国推进的速度快，全球资源包括无线频谱、产业链等都会加大对TD的投入。“现在FDD已被多国采用，TD-LTE能否成为被国际普遍采用的4G技术，中国举足轻重，像日本、巴西这些采用TD-LTE技术的国家都希望中国能走在前列，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的主流运营商选择TD-LTE，这一技术将被边缘化。”

　　加速推进中国的4G商用，从杭州试验看，钟天华认为有四方面情况需引起重视：

　　一是解放思想，鼓励试点城市大胆创新。据介绍，今年全国4G试点城市将从6+1扩展到14个，试点扩大，对TD-LTE商用意义重大。由此钟天华提醒，要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鼓励试点城市大胆创新。

　　“杭州试验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不断创新、有时甚至是踩着红线创新的结果，否则试验可能还停留在技术层面，难以推进到大规模用户体验甚至商用模式探索的阶段”，钟天华强调，如不对试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很多东西可能试不出来，可能会影响4G商用进程，甚至商用后的网络质量。

　　二是助推与TD-LTE配套的产业链，加大终端的研发及投入。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3G之所以发展未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明星终端。而一部手机的成熟及价格降下来，需要时间和过程。钟天华说最近浙江移动也在采购，但结果不理想，“用于过渡阶段转化Wi-Fi信号的CPE现在还要两三千元，这与我们三百到五百元的目标价位相差甚远”，而产业链的成熟，绝非朝夕之功，需要过程及培育。

　　三是在频谱资源方面加大对4G的倾斜，加大推进国际化力度。

　　除产业链外，无线通信所依赖的频谱资源对我国TD标准能否风行世界亦至关重要。目前欧洲的FDD商用已先于中国1年到1年半的时间，很多频谱资源已分配给FDD，这催促我们必须尽快发放4G牌照，引领国际上一些有意TD-LTE的运营商进入，竞标所在国的适用频谱资源，否则未来这一问题将成为中国TD推进的一大障碍。

　　四是城市基站建设面临越来越多的环保压力。

　　“谁都希望上网速度快，但谁都不愿意楼顶上建无线基站，尽管我们的基站所有指标都达到了国家的环保要求”，钟天华告诉记者，由于无线通信中频率越高，传播性越弱，因而划给4G的2.6GHz频率，相对于3G的1.9GHz传播范围要小，基站建设量更大。“尽管我们整合了4G和3G两个频率的资源，可以通过点面结合方式减少基站建设数量，但要保证城市信号畅通，基站的建设量还是不小。相对发达的城市，人们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往往是一个基站没建成，已有的基站还面临被‘拔掉’的可能。再加上规划方面滞后，环保对移动通信质量的影响已不可小视。”

　　以创新定标准，再以标准引领整个产业链发展，符合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众人拾柴火焰高”，钟天华认为，中国版4G，就站在这样一个成败的关键路口。(记者 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