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在过去30多年里，在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被作为治疗各种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全球推广开来。但是，其导致的各种严重后果让人们对这套学说和政策的质疑和批评一直持续不断，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更使得对这种学说和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极端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人们一般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主张让市场自由地配置各种资源。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把西方发达国家在多次经济危机教训下采取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政策（例如由政府向民众提供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教育补助等）通通看做是对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侵犯，希望恢复19世纪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学派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政治立场。有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新自由主义者不仅要在西方国家恢复拓展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主张将这种理念、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去。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下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化为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政策纲领，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全球推广。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

　　虽然新自由主义有着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的包装并在全球泛滥，究其理论本源却存在重大缺陷或硬伤。例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所谓“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的、试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该假说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离开现实的经济关系抽象地谈论人性，并由此来解释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和经济的发展。但有大量证据证明，私有观念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的，是社会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不仅如此，若干影响广泛的心理学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往往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理性”行事；人们的行为不仅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预测，而且各种非“理性”的行为是经常的、系统的。近年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进一步表明，人并不是天生自私的，人们的偏好主要是在特定社会中内生形成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的相当一部分行为也不是自私的。再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公有制必然比私有制效率低。这种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如果公平地进行比较，公有企业往往并不比私有企业效率低。又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自由竞争不仅能实现优胜劣汰、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还能实现经济平稳发展，而政府干预则会扰乱市场自发的演进秩序，是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但这并不符合事实，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把这种盲目迷信市场的理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多次指出，“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

　　从实践结果看，新自由主义政策确实能够缓解部分国家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恶果，如经济发展减速、贫富分化加剧、贫困问题恶化、金融风险加大等。而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都表明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的缺陷，已经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新自由主义主张解除对资本投资、商品和服务贸易等自由流动的限制，提倡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然而，这种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新的矛盾，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控制的少数金融寡头手中；全球性的经济混乱、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等等。

　　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的力量，导致了工人的福利被大幅度削弱，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许多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目前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资仍低于其1973年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加，而占比0.1%的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比0.01%的最富的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在其他西方国家，工人实际工资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涨，要么出现了下降。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更加严峻。结果是，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大众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水平下降、政府支出减少，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为了维持生活，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同时，许多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这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危机不断爆发并日益加深的一个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竭力推行有利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利润最大化、工资最小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的全球家庭财富。而占世界人口50％的中低收入成年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拉大，表明世界贫困问题严峻。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以来，除了少数国家，绝大部分国家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新自由主义鲜明地代表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推动金融自由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缺乏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同时，金融自由化的盲目发展还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金融泡沫支撑下的财富效应。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必然导致资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实体经济危机。这是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逐步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失败，拉美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破坏。苏东剧变发生后，由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经济衰退，一些国家到目前为止经济总量仍然未能恢复到转型之前的水平。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以俄罗斯为例。到2009年，俄罗斯整个工业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其中纺织业和皮革业还不到其1991年产出水平的30％。新自由主义不仅给苏东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而且带来严重的人口灾难。经济崩溃和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许多国家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此外，这些国家在大规模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国内的资本无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这导致不少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经济主导权。国民经济被外资控制，其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本轮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的大量外流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危机程度。

　　事实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成灾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危机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刻矛盾以及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终结。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2008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冲击及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受住了考验，彰显了独特优势。中外历史都证明，新自由主义不是灵丹妙药，更不适用于中国。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特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等优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努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取得突破，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强大动力。深化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把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结合起来，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影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执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