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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美国智库关于美对台政策的争论

近来美国智库关于美对台政策的争论

陶文钊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美相互依赖的加深，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和学者开始提出重新思考美国对台政策问题。他们认为，需要在中美关系中拆除台湾问题这个引线，《与台湾关系法》已经过时，美国售台武器的做法需要调整。他们的意见本身五花八门，在美国仍然属于少数派。主流派的意见是主张维持现行的美国对台政策。保守派则把“中国威胁论”与美国对台政策结合起来，强调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这种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关键词］美国对台政策美国智库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30多年来，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及售台武器问题一直对中美关系形成干扰，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涉及的范围不断拓展，两国共同利益不断深化，美国一些知名人士和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台湾问题，引发了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新争论。

    一

    较早提出美应重新思考对台政策的有影响的人物是退役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他在2009年11月撰文说，世界在迅速变化，中国经济以相当于美国四到五倍的速度增长，不用三十年，世界将会有旗鼓相当的两个大国。对美中两国关系需要给予坦率和现实的评估。“美中关系的出路不是两面下注，不是相互竞争或者相互戒备，而是合作、公开化和信任”，“美国必须开始像朋友一样对待中国”。《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依据，但这个法律“不是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对这个已经过时的法律进行彻底评估是名正言顺的，这将被中国看作是美国为中美关系设置新议程的真诚的尝试”。他还对两国关系，包括军事交流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欧文斯将军的文章因为发表在英国报纸上，美国的民众可能不是特别注意。2010年和2011年发表在《外交》这本美国权威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外交》2010年第1期刊登了波特兰俄勒冈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的文章《海峡命运并非悲惨——台湾的“芬兰化”如何有益于安全》。他在文章中回顾了冷战中芬兰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对有关各方带来的安全利益，并指出，现在台湾的地位与当时的芬兰非常相似，都是处在两个竞争的大国之间。他论证台湾“芬兰化”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时指出，其一，当前中美两国间最具爆炸性的问题是台湾，“芬兰化”可以卸下这个问题的引线，从而消除中国对于台湾成为它在本地区实现军事和商业雄心的障碍的担心；其二，从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但这种政策的悲剧性后果是，这恰恰增加了北京被包围和对其海军劣势的担忧，反过来加速了中国的军事建设。”“芬兰化”将使台湾摆脱这个怪圈，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这个安全困境得以缓解；其三，这些年来，华盛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担心，台湾是否正成为美国的战略包袱。台湾“芬兰化”也可以消除这种担心；其四，甚至从严格的现实主义观点来说，美国也没有必要把台湾保持在自己的战略轨道上。美国军事上的安全可以通过亚洲别的基地得到保障。总之，“这将服务于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长期的战略目标”。谈到台湾“芬兰化”的可能性时他说，现在中国大陆寻求与台湾关系的和平发展，在台湾也发展出一种倾向，即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两岸的整合来寻求安全，因而台湾“芬兰化”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反响。在《外交》2010年5/6月号上刊出了两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见。台北驻华盛顿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万斯•张(Vance Chang)撰文强调，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关系与“芬兰化”恰恰相反，“与美国的强固的安全伙伴关系”是台湾取得各种成就，包括与大陆的经济合作的“支持的基础”，台湾不能削弱与美国的这种关系。丹麦学者、研究“芬兰化”的专家穆里增(Hans Mouritzen)也对吉雷的建议提出异议，其主要论点是，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不会选择单方面的依靠。今天没有一个小国会放弃合情合理的同盟选择，而以“芬兰化”的要求来限制自己的操作空间。

    二

    进入2011年，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不同意见更多地表达出来。《外交》2011年第2期刊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查尔斯•格莱泽(Charles Gla-ser)的文章《中国的崛起会导致战争吗？》。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无疑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但不能确定的是，这个事件是否会有一个愉快的结果。因此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就中国的崛起、就美中冲突是否不可避免进行辩论。格莱泽认为，美中两国间并非注定会发生冲突，关键是要破解安全困境：一国增进自己安全的努力会导致另一国安全的削弱。他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核力量优势、太平洋的阻隔以及目前还算良好的政治关系使中美两国的安全困境得以大大缓解。由于中国把台湾问题看得如此之重，由于美国与中国对于台湾现状合法性的看法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异，台湾问题对于两国关系具有特别的危险，提出了特别的挑战。“一场因台湾问题引起的危机极易升级为核战争”，“由于各方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观点，由于华盛顿对于台北的行为控制能力有限，一旦产生危机美国实际上将处于一种被事态拖着走而不是引导事态的地位”。“因此，美国应当考虑收回其对台湾的承诺。此举将消除美中两国间最明显、争议最大的爆发点，并为今后数十年的两国关系铺平道路”。当然，如何降低对台湾的承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种降低应该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一种“剧烈的、高调的断绝”。由于两岸关系过去几年来得到改善，“美国应该有时间和空间来评估和调整其政策”。
    格莱泽的文章引起了反响。2011年3月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文章，反驳格莱泽。他认为，第一，奥巴马政府认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误读”，因此提出了“战略再保障”政策；第二，除了卖给台湾布什政府售台武器清单中剩余的那一半，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基本上放弃了对台湾的承诺”；第三，台湾对中国大陆实行了和解政策，消除了任何可能的“独立的威胁”。但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差；虽然海峡局势是稳定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军力相对下降，但中国的军力仍然在飞快发展，结果美国只好选择抵制中国的“咄咄逼人的要求”，而“亚洲各国则武装到了牙齿来抵制中国崛起和美国对亚洲承诺的削弱”。
    卜大年接着指出，台湾是亚洲民主和平的重要部分，也是这个地区经济起飞和政治转型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每当美国尝试要放弃台湾时——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我们都发觉，台湾太重要了，不能把它留给中国进行仁慈地照料。”他认为改变台湾现在的地位是非常不利于稳定的。首先，台湾大多数人不愿意改变现状；其次，如果台湾落入中国手中，中国就会把台湾军事化，日本将失去战略纵深，中国将控制南中国海，并进一步推进到太平洋，“从珍珠港事变以来，美国将第一次遇到对它控制太平洋的挑战”，中美两国间将大大增加冲突的危险；第三，改变现行的政策将在美国掀起一场大辩论，对中国各种各样的不满都会乘机发泄出来，国会将会聚焦于中国带来的种种危险，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
    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在2011年3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发表短文指出，以放弃台湾来交换中国在别的问题上“更顺从美国的关切和要求”，从而避免两国之间的战争，这样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台湾是“第一岛屿链”的关键，丧失台湾会导致日本和韩国重新调整本国的安全态势，日本可能会研发核武器。这还会导致西太平洋地区向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深水海军开放。
    3月8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上登载了该研究所研究员马札(Michael Mazza)《为什么台湾是重要的》一文，文章着重论证了台对美战略重要性，指出“一个被吞并的台湾无疑将成为军事化的台湾”，从而导致：(1)在东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向中国大陆提供它现在所不具备的战略纵深；(2)很容易威胁日本的南部侧翼；(3)使解放军更容易控制吕宋海峡，由此得到更大的战略纵深，进而威胁关岛和夏威夷。他认为，“台湾不是冷战的遗产。它现在处于美中两国21世纪战略竞争的前沿。美国长久以来的政策是为亚洲提供安全并促进这里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只有继续培植美台之间的关系并继续武装台湾抵制来自大陆的威胁，美国才有希望继续保证亚洲的和平”。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国际安全与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威尔•英博登(Will Inbodent)4月1日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上发表题为《台湾依然是重要的》一文。他认为两岸的均势现在相当脆弱，台湾许多人对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存在不确定感。“台湾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台关系和美中双边关系问题，它关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态势和我们承诺的可靠性。诸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国，诸如印度、印尼和越南等正在崛起的国家都在密切注意美国如何对待其朋友，尤其像台湾这样的民主伙伴。”他建议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如同意台湾关于购买F－16C/D战斗机和潜艇的要求，派遣高级官员访台，支持台湾参与更多的国际活动，国会应该增强对台湾的支持，等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前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Douglas Paal)在《外交》2011年第7/8月号上发表题为《放弃台湾无助两岸和解》的文章，指出格莱泽的文章有一个没有言明的前提，那就是台湾人民对这一决定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以往八位美国总统对台湾奉行了相同的政策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它符合美国维持和平、繁荣和稳定的利益。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西太平洋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逐步缓和，北京却仍在继续增强针对台北的军事实力。这导致了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必须从北京选择增强或削弱其军力部署做起，而不是从华盛顿把台湾让给北京开始。
    针对包道格的批评，格莱泽回应说，包道格认为台湾人民在美国决策中应该有更大发言权，但在国际政治中鲜有这样的运作。“尤其是在重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各国会依据自身利益作出外交决策。朋友、盟国和敌人也许不喜欢这些决定，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适应。”支持世界上的自由和民主，包括台湾在内，确实是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只应该在不会造成严重的安全利益风险的情况下来寻求这些其他的利益”。“鉴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有潜在的可能造成其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甚至导致严重的危机，美国应该考虑收回这些承诺，虽然不一定终止承诺。”他还提出了减少承诺的几种可能。

    三

    对美国对台政策提出歧议的不止于一两个学者。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之后，1月22－23日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圆桌讨论会，会议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总司令、前驻华大使普里赫(Joseph Prueher)主持，与会者包括退休军人，除普里赫外还有前太总司令基廷(Timothy J．Keating)，商界人士“联邦快递”(FedEx)亚太区总裁克宁汉(David Cunningham)、国际部总裁达克(Michael Ducker)，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兰普顿(David Lamp-ton)、前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III)等。会议发表了题为《与中国关系的前景》的报告。报告认为，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些不会很快发生变化的分歧，“两国需要在这些带根本性的分歧问题上进行互相调适，而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中美关系是“持久的谈判”，对于这样的谈判，重要的是彼此都要了解“想要什么”和“应该要什么”。报告列举的中国“想要的”第一项就是美国停止售台武器和促进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报告提出，“我们应当以新的眼光看待台湾”，以两岸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久已存在的台湾问题是对东亚稳定和中美关系的一项贡献。不幸的是，现在美国售台武器成了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并使这个本来是政治性的问题，并且越来越具经济性的问题，总是在军事领域进行讨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军事问题，我们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与台湾关系法》所宣称的目的——‘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应由有关各方在一个比军事更广阔的背景中来重新加以思考”。当然，像对台政策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改变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报告最后提出了六条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要“以新的眼光看待台湾”。报告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常常是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尤其是在售台武器方面。这是需要加以重新审视的。这种复杂关系是政治的，需要在军事关系以外来加以审视。报告主张美国官方采取认真的措施来打破在对台提供武器问题上的恶性循环。
    同年5月，傅立民在中国海洋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也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忧虑。他指出，台湾问题“是唯一可能在中美之间引起战争的问题”，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分歧，这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格格不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美台之间的项目是美国对中国复兴怀有根本敌意的象征，美国继续对台军售、训练台湾军队，并向台湾军队提供咨询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和上升的国力和军事计划的潜在挑战。中国把美国对台政策看作是其实现最终统一的“一个最后的有效的障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耐心的，但它现在正积极琢磨如何能最好地把我们在他们看来不起好作用的军事角色从两岸关系中排除掉，以便北京可以与台北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中国仍会继续强调避免与美国的冲突，但民族自豪感的政治动力或迟或早会促使北京实行一种不如它现在奉行的政策那样力求避免风险的政策。“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不能再用一些手段把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糊弄过去。我们或者解决这些分歧，或者因为不能解决分歧而越来越感受到它们的负面影响。”

    四

    2011年6月，美国国家政策委员会举办了一场小型讨论会。在会上作主旨演讲的有美国国际与战略中心的博斯科(Joseph Bosco)、凯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副主任洛根(Justin Logan)和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博斯科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国防部中国科科长。他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战略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现在美国、中国以及台湾都需要“一个战略清晰的宣言”。“华盛顿必须清晰地、毫不含糊地和公开地宣布，它将保卫台湾抵御中国的进攻，正如我们将援助日本和韩国一样。”他认为美国拖延向台湾转让F－16C/D战斗机，这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出了错误信息，而通过把美国对台承诺清晰化、明确化，美国将向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发出明确信息：美国将不会放弃或者被撵出东亚，中国必须遵守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规范。
    博斯科代表了美国社会中最保守的一部分人的看法，其建议实质上是要使美台关系重新回到中美建交之前的状况，这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格格不入。洛根对这种意见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模糊战略确有负面影响，但也不能用“正式承诺保卫台湾”来解决问题，“这样做风险过高”，这实际上是一项“可能在近期内将两国拖入冲突的政策”。
    韩儒伯在讲话中突出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他认为美国对台售武在过去三年有三个冻结期：第一个冻结期从2008年2月到10月，为期8个月；第二个冻结期从2008年11月到2010年1月，持续15个月；第三个冻结期从2010年2月到2011年6月，共17个月。现在对台售武的“进程被完全打断了”，“我们甚至实际上是在说不准备接受台湾(购买F－16C/D战斗机)的要求”。他认为，F－16C/D战斗机项目、柴油潜水艇项目等“对于我们的工业基地、对于我们的承诺、对于我们的战略灵活性……都是重要的”。
    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把布什政府批准的武器大单中剩下的一半卖给了台湾。此后，台湾还一直在求购新的武器，尤其是F－16C/D型战斗机。奥巴马政府迟迟没有作出决定，这引起了美国保守势力的不满。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2011年2月28日在该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抱怨说，“美台关系今天是全面冻结了”，台湾与大陆打交道是以牢固的美台关系为基础的，马英九已经跨出去了，但美国却没有做它该做的事情。这使台湾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心。他认为美国政府在对台关系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不顾中国方面可能的反对，向台湾出售F－16C/D型战斗机；另外还有：加快与台湾就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TIFA)进行谈判，就遣返条约进行谈判，提高双方互访层次，加快关于互免签证的谈判，等等。总之，奥巴马政府要尽快“解冻美台关系”。
    2011年8月，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发表了一个由卜大年、薛瑞福(Randy Shriver)、石明凯(Mark Stokes)、罗素•萧(Russell Hiao)和马札署名的题为《21世纪的亚洲盟友》的报告。报告分析了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同盟体系，分析了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强调台湾在美国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报告危言耸听地指出，“如果台湾落入中国手中，亚洲就会被一分两半，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危害，南中国海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内湖，日本会失去战略纵深，台湾的导弹和情报－侦察基地和港口，加上中国在海南的不断完善的基地设施，将可以使中国开始控制南中国海”。报告还讨论了“保卫台湾的战略与能力”，提出美国要准备派航母编队去台湾海峡进行空中巡逻，派小规模的应急分队去帮助台湾的防卫，一旦大陆进攻台湾，美日应该自愿成为两者之间的阻隔，等等。总之，这个报告旨在完全恢复台湾作为美国安全盟国的地位，复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按照报告的建议，美国要大大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关系。

    五

    2011年秋季号《华盛顿季刊》发表了乔治敦大学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和战略与国际中心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合写的文章《美国应该放弃台湾吗？》，这篇文章是对比尔•欧文斯、弗吉尼亚大学的圆桌会议和查尔斯•格莱泽等关于美国对台政策意见一个比较综合和系统的回应，是对“美国为什么不能放弃台湾”的一个全面阐述。文章为此列出了许多理由。第一，“放弃台湾的决定，甚至大幅度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都会被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当作是美国衰落、动摇和不可靠的证据”，2009年美中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就反映了北京的一种估计：中国可以对美国施压和进行误导；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不一定会使中国在其他对美国重要的问题上，如朝鲜和伊朗问题，对美国采取更顺从的态度。第二，在台湾问题上实行“绥靖”风险太高，现行的对台政策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军工集团从对台售武中在金钱和就业岗位两方面得到好处，F－16生产线的关闭将使43个州丧失11000个就业岗位；放弃台湾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令人担心，无论对于美国的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来说，台湾都是生气勃勃的民主体，是亚洲政治发展的先驱，如果人们认为中国对台湾施压、对台湾不讲道理、不公平，台湾的命运将破坏美中关系，从而有违美国放弃台湾的初衷。第三，尽管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改善，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在准备应对台湾海峡的紧急事态，并且发展出反进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来阻遏美国的介入，在台湾问题上的“绥靖”只会助长中国的“军事民族主义”。第四，美台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最大的投资者，尤其在美国经济不振的情况下，美国更不能损害美台经贸关系。第五，近年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削弱了。如果要改变对台政策，行政当局就必须过国会这一关，包括由29名参议员和145名众议员组成的台湾连线。最近参众两院都再次表达了“台湾是我们在亚洲最强大的盟友”的立场，2011年6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时隔7年举行了“为什么台湾是重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罗斯莱蒂能(IleanaRos－Lehtinen)表示要提出加强《与台湾关系法》的议案，这是国会在台湾问题上“重新积极起来”的一个标志。第六，美国对台湾长期的支持对于美国的盟友和朋友来说也是重要的，这“事关美国的信誉”，如果美国政策前后不一，那么美国的盟友和朋友就会感到“美国是靠不住的”，就会自己加强军备，或者转而投靠中国。最后，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美台关系的建议，包括向台湾出售F－16C/D战斗机。
    几乎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上刊登了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丽(Shelly Rigger)的文章《为什么放弃台湾帮不了美国与中国？》。任雪丽强调了台湾在现存亚太安全结构中的重要性，指出，现存亚太安全结构符合许多国家的利益，“美国对台湾的行为显示了它对对外援助的态度，包括它的同盟承诺、遵守其义务的意愿。美国如何对待其长期的朋友、包括台湾的态度是衡量美国履行其领导角色的承诺的重要尺度”。她援引海军分析中心退休准将麦克维登(Eric Mc Vadon)的话说：“一旦美国放弃台湾，美国作为同盟伙伴的信誉以及它在这一地区和全世界作为和平与稳定的堡垒的声誉将会荡然无存。”她还援引对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Richard Bush， Jr．)的采访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要的考验。对于中国，它将表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对于美国，它将表明美国如何发挥它作为国际体系卫士的作用”。她还强调了美国对台湾政策中的道德因素，称美台之间几十年来共享友谊和合作，为了共同目标作出牺牲，美国对台政策是对美国是否坚持外交政策核心价值——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

    六

    2011年10月，奥巴马政府再次向台湾出售武器，总金额达58．5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是将140多架F－16A/B战斗机升级。此次军售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台湾也表示不满，因为奥巴马政府仍然没有同意出售F－16C/D战斗机。此次军售也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关于售台武器的新讨论。卡内基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美国应该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即便这意味着要修改六项保证。这些保证不是血写的，不是美国的法律。它们是可以修改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利益相信，它应该被修改的话。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六项保证不是美国法律，只是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在某种条件下修改这些政策是否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大的趋势显示应该这么做时，美国政府应对这些政策进行重新评估”。他认为，美中之间就台海军事与安全问题取得更多理解，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或让形势稳定。这不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需要承认美国事实上已深深卷入台湾问题，双方应该面对现实。
    同年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国际安全研究员、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凯恩(PaulV．Kane)的文章《为了拯救我们的经济，放弃台湾吧》。他认为，美国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如今比美国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现在美国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战略利益，而海峡两岸正在实现经济融合，台湾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并入大陆。既然如此，美国不妨与中国做一笔交易：中国勾销手中持有的1．1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美国则不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售武器，在2015年之前结束现有的美台防务合作。这既能减少美国的债务，也可以使中国省下部分国防经费。
    这个提议不同寻常，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是可想而知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札11月18日在企业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题为《不要抛弃台湾》的文章，指出，把台湾“卖”给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是有害的，对台湾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接着，他基本重复了上述《21世纪的亚洲盟友》报告中关于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的说法，并称：“把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让给中国不是解决美国所面临问题的方法”。

    七

    上文对近年来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争论的回顾大概是不完全的，但主要的观点应该已经包括。笔者以为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初步看法。
    第一，提出要对美国对台湾政策进行重新审议的学者和前政府官员，他们的建议虽各种各样，但出发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都意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都认为美国现行的对台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笔者也认为其中的有些建议是完全不现实，甚至是荒谬的，如让台湾“芬兰化”、以勾销美国欠中国的债务来换取美停止对台军售等。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认可现行的政策，而认为应该重新思考、应该有所改变。
    第二，批驳上述建议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代表主流的，一类是偏向保守的。唐耐心、葛莱仪和任雪丽的文章大致可以看作是代表主流看法的，“2049项目”的报告则是保守派的代表。这两派之间有一些相仿的看法，如支持台湾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对美国的信誉与声誉的重要性，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售台武器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等等。这两派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主流学者或者不强调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或者根本不认为台湾对美国还有什么战略价值，而偏向保守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则强调这种价值，“2049项目”的报告、博斯科的讲话和韩儒伯的文章都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
    第三，从当前情况看，这场辩论的规模还不大，参加的学者和政界人士也还不多，但重要的是，辩论已经开始，而且笔者认为还会继续下去。有的美国主流学者认为，如格拉泽那样的观点不是美国的主流观点，甚至不是接近主流的观点。也许是这样。但既然中国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是不可阻挡的，总有一天，美国为对台售武付出的战略代价将超过其“收益”，到那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政界和学界人士认识到，《与台湾关系法》是过时的，有害的，到那时，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就该寿终正寝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9期，摘自2012年第2期《现代国际关系》）

发布时间：2012-06-21 点击：194 <<< 回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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