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控制世界
当代世界：中国如何控制世界——抓住四个高边疆
王逸舟
2012年05月22日07:56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手机看新闻
现在无论国内国外，人们都有一个感觉，中国正在朝世界大国迈进，这个新大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应有更大作为。从研究分析出发，笔者的判断是，现在确实是中国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的好时机，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关键是有高层的政治意愿和外交部门的积极行动。理论上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更大作为、更积极介入的方式和形态有哪些，怎样使之既符合中国的切实需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本文提出的观点是，可以从拓展“高边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入手，增强意识和加大投入。它们将是展现中国新形象、深化中外利益交汇点的战略举措，也是事半功倍、收效显著的先手棋。
中国“高边疆”的拓展
这里所说的“高边疆”，指的是超越主权边界和物理疆界的空间和领域，是大国力量延伸和利益获取的新取向21世纪各国的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等，将呈现领土主权延伸和大国实力拓展的新疆域。另一方向，观察世界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
按照历史启示，在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上，中国应有总体的设计与布局，建设对中国有利的、外部接纳的、适合时代特点的“高边疆”。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深耕海洋边疆，加大海洋权益保障。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黄土文明”意识长期起支配性影响，带来深远后果，例如中国军队里陆军占有主导位置，国民生产总值里海洋收益很小，国民海洋意识相对淡漠。它们部分解释了为何近年来南海困境、东海争端、黄海麻烦，成了困扰中国巨人成长的根源。说到底，当中国开始走向新大国的“高边疆”时，不仅要面对传统海洋国家的干扰与束缚，更要正视自身的各种不适应与落后面。这要求对“蓝色国土”有更多的共识，在海洋经济方面要有更多的开发手段，在海军、空军等高科技的远投兵种方面要有更大投入，在海洋法、海洋多样性保护、海洋方面的非传统威胁、海洋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要有更大的重视。中国巨人适应和驾驭海洋国际关系之日，便是这个新兴大国立足站稳全球高地之时。
其次，深化极地探测，包括建设性介入北极开发。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努力，中国在南极已成为积极的参与方，南极科考成为中国科学家提升“高边疆”开拓能力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中国在北极仍是一个缺席者，发言权甚少。往未来看，中国并不一定要获得与美俄加及北欧国家完全相同的主权权利，而要努力变成一个战略伙伴，在北极能源勘探开采方面，在北极航线与空域合理利用方面，在防止北极成为军事冲突地域的国际制度制订方面，有中国的声音并且开展多种先期研究。从目前形势看，北极可能是21世纪中叶新的科技制高点，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地区。这方面中国需要积累多种智慧与能力。
再次是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开发有类似北极的性质，目前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占据优势，下了许多先手棋，尤其是外空规则上做了谋划。中国是最近十几年才逐步“挤入”这一范围，而且主要是通过军事现代化步骤（如运载工具和航天器的研发、反导卫星的试验等）。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规则制订权很少，话语权是空白，当中国尝试做美俄同样在做的事情时常常受到质疑。往长远看，中国不能没有对空间法特别是外空法律的参与和倡议，不能没有替自身也替多数国家谋权益的战略，国际关系学界不能不开辟外空国际关系及法律的专项研究。期待经过数年乃至十数年的改进，中国能在外空这片“高边疆”拓展一方天地，提供有竞争性的项目、制度和产品。
最后是物理学意义上“高边疆”的探索，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成长。必须看到，中国相对其他大国尤其是欧美日发达国家，迄今为止数量、规模方面的追赶比较迅速，而质量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在新材料（如特种钢）、新能源（如核能商用）和新工艺（如航天器外表工艺）的问题就是典型。往坏处想，这些领域若无大力改进，中国就只能停留在诸大国产业产品的链条低端环节，并且经常受制于人。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科技进口限制，欧盟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日本严格控制稀土半成品之核心技术的外流，都证明中国开发和掌握核心技术的紧迫性。这也要求中国改变以往那种重规模、重速度、重数量的做法，把新阶段发展的重点真正转移到重质量、重品格、重“高边疆”的方向。
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国家提供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共同使用的资源、制度、物品和设施，比如联合国会费、国际气候制度、世界粮农组织所需的救灾物品、国际水域水道上的灯塔航标之类。不论什么角度讲，中国都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把它们作为扩大影响力、改善形象、争取人心的杠杆。而增加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有许多新的要求。
中国在新阶段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似可考虑以下方面：第一，在向外空、极地、深海这些典型的“高边疆”进发的同时，不止是器物层面有更多的海军舰艇、海洋勘探船只、极地探险队伍和外空军事手段，更要主动提出为全人类着想的和平合作公约与多赢方案，建造国际水域的“灯塔”，并积极充当国际范围的“救火队”和“救生员”。第二，着眼保护海上通道畅通和能源外部供应安全问题，中国应当积极与国际海洋法相关机构合作，熟悉预防油轮泄漏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规则与制度安排，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定资金和技术援助，同时加大打击海盗和防范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力度。第三，像近年来设立的非洲事务专员、东盟事务大使、中东问题特使、气候问题特别代表等有效做法那样，中国应当在未来几年派遣更多的特使到周边和世界热点地区，使中国外交“不树敌”、善交朋友和耐心细致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让各国和国际社会感受到一个新兴大国带来的好处。中国外交特使安排应当制度化并有更大投入和人员配置。第四，总结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安排，加大宣传力度和投入，这方面有在非洲的农业示范项目、海外服务志愿者项目、联合国维和部队培训等。这些做法和项目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名片，是展示中国善意的抓手。第五，改变国际上一种不良的看法，即中国只是一个“跛足巨人”（一种在经济贸易能源等方面有能力，但政治安全人文领域无吸引力甚至令人害怕的形象），花大气力培养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类人才，为一些急需的穷国减免债务和提供开发方案。
做到这一切，并非外交部门自身所能及，除了外交转型和变革持续发展之外，总体的政治考虑、战略规划、部门协调是不可少的。无论如何，在相互依存的现时代，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广阔的“高边疆”，不能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不可能在全球高地站稳的，即便短暂形成崛起气象也无法持续。在这点上中国无法例外，必须想明白这个道理。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本文摘编自《当代世界》2012年5月版】
发布时间：2012-05-25 点击：150 <<< 回上页
